我从1950年入北大中文系，中间休学一年，1955年毕业。这段时间内，曾受到多位大师的教诲。现将从学于浦江清、周祖谟二位老师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，以示景仰与纪念。
秋雨梧桐成绝唱春风桃李有余哀
――回忆浦江清
先生
“后进何人知大老！”现在的喜爱文学的青年，知道浦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。可在三四十年代以至解放初，清华园“双清”的名字是很响亮的，这就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朱佩弦（自清）先生和浦江清先生，两位的名字中都有一个“清”字，浦先生的名字很雅，当时还有人为此出了一条上联，“浦江清游清江浦”，求对下联，条件极苛刻：1．回文；2．偏旁要一致；3．人名对人名，地名对地名。听说至今也没有人对出来，成为绝对了。
浦先生（1904～1957）1922～1926年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外语系学习并毕业。在校时得到学贯中西的吴宓先生的赏识，毕业后推荐到清华研究院的“国学门”，做陈寅恪大师的助教。从此转学中国学问。因工作需要，还在陈先生指导下，自学了梵文、天文学等学术，可说是学贯天下与中西的博学之士。1929年“国学门”撤销，浦先生转入中文系。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整入北大中文系任教，直到逝世。
先母常对我说起一件往事，即，1931年夏季，朱佩弦（自清）先生刚和陈竹隐先生订婚，在中南海租了几间房，过精神恋爱生活。陈先生是我外祖母和我母亲的朋友，她是成都人，负笈于当时的北平艺术学院，是齐白石、溥西园等先生的弟子，在北平的文艺界相当活跃，有时在真光电影院或清华大学礼堂参加诗歌吟唱演出，那可是古雅的玩意儿，但却很受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欢迎。可是她在北平没有娘家，有时住我姥姥家。订婚时，我们这边还算大媒和女家的人呢。
朱先生订婚了，就想起自己的好朋友浦先生还没有女友。于是求我外祖母做媒，将我外祖母的堂妹介绍给浦先生。这位小姐和陈竹隐先生年岁相仿，二十六七岁光景，当时也算是大女了。相亲地点在北海漪澜堂。浦、朱、陈三先生均出席，女方是那位小姐、我外祖母、我母亲还带着我。根据迷信的妈妈论儿，相亲时有一个父母双全的婴儿――最好是长子――参加，能促成喜事。我当时一岁多，作为吉祥物的条件齐备，得以与会。可是小姐相面的结果是，认为浦先生“无寿者相”，此事告吹。浦先生果然享年不永，可是那位小姐在20世纪40年代中就因子宫癌去世，比浦先生走得还早呢。
那次会见，却出人意料地决定了我的一生。原来，我正玩家母的钢笔，浦、朱两位先生出于礼貌，夸奖了我几句，说将来可以往文学方面培养。家母认真起来，后来果真这么办了，造成我在中学偏科偏得厉害，数理化一窍不通，外语一锅粥，非念中文系不可了。
待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再见到浦先生，已是1952年。1954年秋季，浦先生给我们开中国文学史第三段，即宋元明清部分，助教是吴小如先生。第一学期由程毅中大学长――原任北京中华书局副总编辑，现任中央文史馆馆员――和我担任课代表。浦先生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，早上起不来，课时安排在上午最后两节。有时上课铃响了，老师未到，我们两个人就到燕东园浦先生府上去，侍候老师穿衣戴帽，常用浦宅的一辆女式自行车前推后拥，把老师载到课堂上来。浦先生是会唱昆曲的，他教元明戏曲，常采用吟唱法，意在熏陶。他老人家很认真，迟到的时间一定要补上。这可苦了大伙儿啦。毕竟我们那时是国家供给制，供饭，12块8毛一个月包伙。每天大米白面，四菜一汤，中午经常吃小炖肉，八人一桌。若与别的系合桌，去晚了就只剩下粉条子啦。再说，大师傅还等着清扫食堂呢。浦先生拖课半小时是常事，有时能达到一小时。众人大有罢课之势，课代表夹在其中受苦。第二学期起，我就激流勇退，把这差使交给将要成为我爱人的李鼎霞啦。在下曾有打油诗一首：“教室楼（按：今为第一教室楼）前日影西，霖铃一曲尚低迷；唱到明皇声咽处，回肠荡气腹中啼！”现在想来，让老先生讲基础课未必是上策，要因人制宜。
可是浦先生是十分爱学生的，很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下去。一个深秋的晚上，程大学长和我去见他，他执意要送我们出来，说遛遛。途中手指星空，大讲起天文来。可惜我们哪里听得懂！看到我们茫茫然的样子，老师大约失望了，以后不再提起。
1989年春周燕孙（祖谟）先生与作者，李鼎霞夫妇在北京大学中关园280号周府合影
徐枢大学长――就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的那位了――是我班学习语言学的尖子，从二年级开始就发表相关的小文章。毕业前吕叔湘、张志公两位先生分别召见过他，均有罗致于门下之意。可是那一年中等专业学校大发展，我们班毕业分配，有一部分就分到那里去了。徐大学长分配到电力学校，语文不是那里的主科，徐大学长有点郁郁不得志的心态。有一天，他遇见了浦先生，把胸中的郁闷向老师说后，浦先生却说：“你可以研究电嘛！”过后，徐大学长向我说了，两人哈哈大笑。细一想，老师有深意存焉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只要抓住“研究”不放就行。因而我此后每到新岗位，一定服从工作需要，在工作中不废研究，多少干出些名堂来。都是受“研究电”的启发啊！
程毅中学长分配到西安石油学校教语文。1956年，北大又招研究生，他想考，就近托徐枢学长去问问浦先生。想不到浦先生说，不用考了，由浦先生向系里说，从西安要回来就是了。不久，程兄便“生入玉关”。在那时这样办，是要冒风险的。而程大学长和浦先生并无特殊关系。浦先生晚年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和助教，如程毅中、傅璇琮和赵齐平，后来都各有建树。老师的独生女浦汉明那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，默察老师对于她的培养和期待，绝不如对几位研究生那样殷切。汉明毕业后分配去青海，师母也没有留难。可见先生以学术为公器的襟怀。我常诵陆放翁的名句：“天下英雄唯使君！”
浦先生逝世，时为教研室主任的游泽承（国恩）先生代室内的研究生和助教们做了几副挽联。程毅中读给我听，我对其中一副的最后两句印象深刻。但我的感觉是，此联风神绵邈，恐非老成人游先生的笔墨，而是出于惨绿少年之手，八成还是程兄的手笔。那就是：
秋雨梧桐成绝唱，春风桃李有余哀！
周燕孙老师二三事
当代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燕孙（祖谟）老师，于1995年1月14日凌晨3时1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。作为一名老学生，我很悲痛。吴小如老师以我追随周老师多年，指令写些资料，以为纪念。师命不敢辞，惟是每忆师门，黯然凄怆，思绪纷乱。拉杂写来，略存大意而已。
笔者1950年入北大中文系，周老师时年36岁，是系中最年轻的副教授，风华正茂。越年，师在沙滩北楼二层中文系资料室内开设“工具书使用法”一课，是为解放后本系首次开设，一至四年级均可选学。老师风标卓越，语音清亮，讲解明晰，论述层次井然，辅以手把手的实习教导，深受同学欢迎。某日，授正课毕，尚有余暇，周老师意兴风发，便开示求学门径，大意为，不可光听老师讲解，要自学。自学的主要方法就是钻图书馆。可以多方面浏览，时间长了，自能由博反约。并举出自己读书的一些例子，以为证明。我当时听了，极为钦佩。不料老师话音刚落，便有一位高年级负责同学把老师请了出去。片刻返回，见老师面带愧色，立即检讨说，某同学批评，说是现在已经解放了，不可再引导学生钻图书馆，脱离现实。所以刚才所说全部作废，并愿在此深刻检查云云。我心想老师前面说的不错，从此按老师受批评的话去办，终身受益。后来读到毛主席的一句语录：“要自学，靠自己学。”深感与周老师所说不谋而合。
不久，抗美援朝开始，接着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“洗澡”。周老师属于历史清楚的青年教师，安排在第一批，有为老教师示范之意。地点仍在系资料室，全系师生代表云集。我缩在屋角小板凳上，可负有记录之重任。周老师检查后，罗莘田（常培）先生以恩师的身份率先发言。其中提到的两件事于今记忆犹新，一件是，周老师于1932年入北大中文系后，颖发秀出。当时中文系分文学、语言文字、古籍校订三组，大二分组，周老师原意入文学组，沈兼士先生面命曰：“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字组每三年必有健者出。前者魏建功，后有丁声树，继起者其在君乎！”周老师因而感奋，决意入语言文字组，努力攻读，英年即有所树立。另一件是，当时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曾多次放出风来，要觅周老师一谈，周老师始终回避。其时，欲登胡氏龙门者极多，惟有周老师胸怀恬淡，云云。30余年之后，笔者与周老师已建立一种家人父子般的关系，一日，于侍坐时请教此事。周老师说，1932年清华入学考试，陈寅恪先生出了一个上联“孙行者”，周老师对以“胡适之”（后来知道同时还有张政先生等几位也如此作答）。北大、清华同时录取。周先生以清华学费贵，乃入北大。胡院长听说有这样的学生来了，就放出风来，叫周老师到东厂胡同他家里谈谈。周老师认为，胡先生道德文章为一代所宗，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，骤然晋谒，有攀附之嫌，正派的求学者是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笔者闻之，肃然起敬。
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，1953年秋季始业时，周老师在北大首开“现代汉语”课，三四年级同堂上课。四年级的课代表是褚斌杰学长（现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），三年级的就是笔者。褚大学长临近毕业，事情较多，我就当仁不让地兼任此课的“全权总代表”，常常去见周老师，登堂始于此时。犹忆初到北大中关园280号谒见时，老师殷勤问及我的志愿，意思是愿不愿意从事语言方面的科研工作。我直率地回答说，自己是大舌头，发音不清，在这方面恐怕不会有什么前途，但是，愿意在别的方面跟老师学习。老师听毕微微颔首，不以为忤，此后反觉师生关系近了一层。40年来，除了经历风雨的时刻不敢去连累老师以外，差不多每月总得趋谒一两次，面聆师教，师生之间渐渐地有了一种很深的感情。
凡是与学术和文史资料有关的话题，老师天上地下，无所不谈。限于篇幅，举例以见一斑。
一次侍坐时，周老师讲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做到的两点，一点是，要把该项学术的最基础的几本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懂，最好是学着给那几本书作注。老师举自己的研究为例，如在大学三四年级时，就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，校勘宋本《广韵》，后来做成《广韵校本》，1937年行世。这是周老师出版的第一部书。周老师强调，此种打基础的工作一定要在年轻力壮时加紧干，终身受益。另一点是，要走在时代的前面，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。老师也举自己的研究为例，如《唐五代韵书集存》和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都是开辟一大片广袤领域的总结性著作，是后来人在这方面从学的起点站。把这两点结合起来，周老师对当代某些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方向颇致不满，认为往往“大，空，不能脚踏实地”。
周老师待人礼貌极为周全，20世纪50年代笔者在校学习时，周老师骑自行车在校内外行驶，遇见学生向老师敬礼，一定下车握手，寒暄几句，这一种做法在当时的北大可说是独一份。笔者曾屡次建议老师不必如此，周老师答以“习惯了”，并教育笔者要养成讲礼节的良好习惯。从此我努力跟老师学各样的礼节礼貌，并竭力使之成为习惯，自觉于转化气质作用极为得力。
不过，周老师断非板起面孔的人，有时和老学生也开开玩笑。笔者与老师通电话，常常以“老师要是没有别的指示，学生就跟您请假了”一句结束，周老师有时就说：“请假？我不批准！”“那么，学生可就要逃学了。”于是在笑声中结束。此事在老学生中传为笑谈。
限于篇幅，只可走笔至此。
（摘自《负笈北京大学》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，定价：2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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